江峰似乎是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了，这样的事情不以奏报上报，反而是私下里这样说，给人以一种似乎总爱搬弄是非的感觉。而且自己的职位是大同旅长山西总监，可不是什么御史言官。

“我也只是在民间有一些风闻而已，并不确定，这些也都是胡乱猜测。“江峰亡羊补牢般的说道。

张海此时也早已平静下来，大致进行了一些猜测和估算：如果仅仅山西大同马场每年的内部洗钱规模就有数十万两的话，那么总计洗钱规模则至少在二百万两上下的样子。每年各地的灰色甚至黑是利益负担恐怕如之前一些时间一样，每年多达千万两的规模。

这个负担相比旧王朝中后期往往超过财政收入规模，多达折合上亿千钱每年的腐败利益来看是显得渺小的。但是张海却明白：这方面的利益扩张速度，可比这时代的经过机增长快多了。

总揽全国政务几年的时间，不论是张海自己还是身边包括杨思等人的女孩儿们在内，对这类事情其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张海曾经以为新朝执政全国之初这三四年时间的震慑已经能够使政权内外的一些人知畏，但还是小看了新利益集团形成的必然趋势。

“去大同府看看吧！”张海思索片刻下定决心后说道。在大同马场的所见所闻已经让张海对这边疆马场的养马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张海更想知道的，其实就是大同至张家口一带的北方商贸。

在路上的时候，见到没有多少外人，张海也就向身边的杨思请教这几年来在奏报中有关新朝基层腐败问题及其处理经验的一些感悟。“

“在建政之初，新朝各地的执政机构首脑大多是我们队伍里那些十七八岁年纪刚及成成婚年级的老兵。很多人家庭背景单薄或没有背景，思想意识在选训与部队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很单纯。最初涉及的腐败问题，也大多同当地人的拉拢还有逐步新形成的家庭家族有关。我们战士的觉悟能够保障，但一般百姓就是良家，在拥有了那个权力的情况下也很难保证了。最近以来，我的感觉却是虽然明目张胆的东西减少了，但各地的腐败更有隐蔽性，更有主动性和目的性，一些人似乎早已忘记了新军的宗旨。。。”杨思大致的说道。

这些话没有什么新意，张海逐步思考的也不是这些问题。张海自己的感悟则是从起事到建政这些年以来，自己太过依赖于自己所独有的威望、神性及由此带来的凝聚力了。自古以来权力讲究制衡之术。即便是当年的朱元璋，也不得不扶植文官集团来制衡武人与贵族的权力。形成勋贵集团与文人官绅集团的平衡。这种平衡基本上在靖难与土木堡两次事件之后才逐步打破。此后的帝王不得不依赖于宦官集团来制衡文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