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不久后作文竞赛，高二的春季学期，高中最后一次参赛机会。为了升学的便利，我又随大流，像买彩票一样重拾写作。一边要应付学业，剩余的时间太碎，往往才进入写作状态，就被做下一件事的铃声打断；可做其他事，又不免走神构思下一部分的进展。我总做梦有一间用于写作的小黑屋，无人打搅，躲在里面几天几夜，专心致志将稿子赶出，再心无旁骛做别的事，给自己一个痛快，可规训作息的铃声总把能把人撕成碎片。妥协的办法是靠早起挤出大段连贯的时间，但写作依旧不顺。

那篇文早就想好开头结尾，在脑子里几经打磨，已很精致。中段的衔接却极为生涩，总是少了什么。笔锋不熟，缺乏灵感是家常便饭。我的脑海中只有最干瘪枯燥的进展，但若如此下笔，无疑是不如人意的烂肚肠。一连半月都是如此。她问我进度，我只能拿“在写了，在写了”敷衍过去。约定写完给她看，终于却只能在截稿前一周的周末，破罐破摔把未竟的文稿交给她。这是第一次约会，我不能不去。

将草稿录成电子版打印，格式被编排整齐，内容依旧乱七八糟。将那迭稿纸交出，像在托付自证身份的遗作，一位写不出小说的小说家，吟不出诗的诗人，必须留下一些曾经从事的证据，即便写下的东西缭乱不堪、回天乏术。我也已厚起脸皮，准备好被她痛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故作深沉之语。并非我本意如此，只是翻阅历年的获奖作品，似乎总是带些感伤的腔调，有意无意就往这方向靠。

她读稿的认真让我羞愧。空对稿纸发呆的时光再次向我压来，早知该无论如何硬着头皮写一点，而非自以为审慎地原地踏步，不动一笔，最后还是逃不过敷衍了事。她的笔尖压过字行间，眼神随之扫过，读得快却精细，时时放下稿子圈划、旁批，改了很多处标点、几个别字。用波浪线划出不少段落，意外的是，和往日截然相反，她没有挑我的语病。

但我在这篇文，比写应试作文更强烈地感到自己对遣词造句的无力，行文恐怕比作文更糟。用最寻常的方式表达，像毫无灵魂的机翻译本；意图表达得切确，细抠其中情韵，却总生造缠绕迂曲的句式。平日她对我的句法最是头疼，尤其长定语和长复句。她总在提醒我拆开它们，分散放置，说我习惯在一句话里抛出所有的信息。但也许那些信息相互之间，自有逐层递进的联结，不妨就此依次将它们带出，更符合日常说话的习惯，也不会让人看来突兀。然而写到后来，我早已厌倦打磨文句，将她的教诲抛在脑后，只不加雕琢地写下直接冒出的念头，加上最少的过渡，别的一切概不考虑，光是这般宣泄式地写一遍，我已精疲力竭，也决定放弃参赛。这一稿远远不到可以参赛的地步，在仅剩的一周间，我也无心无力把它修得更好。

写下最后一字的瞬间，我句号也未打，直仰倒在椅背上，望着惨白的天花板，灯影随视野的摇荡乱颤。意识到终于能将那些在脑中堆积已久的构思全部清空，仿佛顿悟了四大皆空。我自由了，我再也不想看那篇文。也许此生再也不会写作，到这里就是盖棺定论。轻快又虚无，像浸入叁月柔软的阳光，飞絮般沉浮曼舞。我听着自己呼吸，木然静坐许久。渐而思绪回笼，我想起托马斯·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写作的天才来源于神圣的疾病，对癫痫的体验，而癫痫发作时暴烈而短暂的虚幻狂喜，又植根于性欲之中。初读这段，简直不知所云；如今却像受汉献禅位的曹丕，心有所契，无从说起，不过一句，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只几日前的事，已恍如隔世，当时的片影和她认真读稿的模样，一并映上临街的窗玻璃。我发觉她的面色越来越严肃凝重，于是埋下头，抽出一张白纸，在其上默写堪比此景的奇句，影来池里，花落衫中。白色花片绕过笔杆，坠落于无，她毫无征兆地抬起头，意犹未尽地望着我说，她看完了，没有一字褒贬。

那老师你觉得怎么样？这句话问得很怪，大约她也默认这次见面是约会，地点也在校外；严格来说，写作文竞赛的文稿不算教学事务，但我还是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叫她老师。她却说，一开始她给错了建议，应是波德莱尔，牵着乌龟在巴黎街头散步的傲慢贵公子。

乌龟？我感觉牵一条藏獒或是蟒蛇更拉风。

这是十九世纪中叶巴黎的一种风尚。因为乌龟走得慢，人也须陪乌龟走得慢，以此表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那波德莱尔呢？这是谁？

一个诗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她说完这串很长的头衔，自己就笑了，那天，她唯一一次笑。这是本雅明的说法，她一时不知该怎么概括，可以去看看他的诗作，尽管翻译过后少了很多味道，总之，她劝我继续写下去。